非常感谢你们再次邀请我参加中改院的会议，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中改院一直走在中国经济改革研究的前沿，一直提供经济改革方面的参考意见给决策部门。首先我要讲一下为什么OECD会出现，如果大家阅读了《经济学家》这本杂志的话，就可以看到他正在逐渐改变OECD的观念。这是因为OECD的成员和利益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家可以看到，OECD刚成立的时候，成员主要是北大西洋国家，而现在的成员包括太平洋沿岸，包括智利、墨西哥，哥伦比亚也快加入OECD，太平洋沿岸的那些国家也属于OECD国家。刚才发言人所讲的不应当把各个经济体人为的划分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国家或者是新兴经济体国家，我们应当把所有的国家归为同样的经济体。

　　下周我们将要开一次会议谈经济政策，很多新兴经济体的国家包括印度、巴西、南非、印度尼西亚都参加，遗憾的是中国不会参加。可能是出于某种原因，中国政府没有派代表参加我们的新兴经济体经济论坛。在这里我不谈现在或者是未来两年新兴经济体国家会怎么样，因为有很多其他的人来讲这个事情，我想谈一谈长远的发展，谈一谈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以及未来的这种动力如何发生变化。我们一直与中国进行合作，我个人关注中国已经有十年，对中国进行经济调查，我们一直强调中国需要进行新一轮的改革。

　　中国是一个不寻常的国家，因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经常发生变化的，在1978年之后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当时进行了一些改革的措施，后来又出现了新的模式；十年以前启动了新一轮的改革，我们把这一轮新的改革叫做结构性改革，中国的结构性改革释放了经济的活力，使供应方或者是私人部门生产力、劳动流动性都有极大的增长，这是中国近十年主要的经济增长动力。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国有部门增长率在下降，私有部门在不断的增长，增长很快，同时劳动力的流动能力也导致了在农业之外经济大规模的发展。在过去三十年当中，我们看到经济发展有所减慢，国有企业的重要改革措施刚开始是有很大的用处的，现在作用越来越小，国有部门增长率在下降，而私人部门继续快速的增长。经济整体增长率在进一步下降，我们看到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放慢，当然会不断获得新平衡，比如说出口在下降，政策也在重新平衡，现在更加关注社会方面的改革，社会方面的预算在不断的增加，这有助于提高消费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投资过度的增长趋势在放缓，现在更加强调社会开支而不是投资方面的开支。

　　在未来，我想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在非农部门，中国的发展与东亚其他国家发展不同，比如说日本、中国台北、韩国，农业下降到50%以下用了多少年，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一般情况都需要40年，如果看一看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主要沿海省份转轨正在进行，农业人口变成非农业人口，从1990年开始用了20年时间已经到了中间，过渡到了一半，中国整体有所落后，在过去十年农业人口降到50%以下，现在还有很大的潜力。不仅是工业人口，还有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农业人口会向这些产业转移，如果看一看东亚其他国家的话，我们发现通常需要更长的时间使消费在GDP当中占更大的比例，比如说台湾用了30年，过去劳动力50%是农业人口，后来消费开始增长，在前12年消费开始下降，在中国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韩国也是这样，消费的增长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在日本消费刚开始也在下降，后来才上升。因此我们也不要太担心消费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提高是需要时间的，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规律。但是很重要的是投资流动一般是到那些有利可图或者是生产力高的领域，如果我们看一看更多的国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消费所占的比例上升，收入达到很高水平的时候才开始上升。

　　我们认为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的经历会是相似的，都是经过二三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然后经济会放缓下来，当然在中国更加集中，因为中国是一胎化的政策，会使人口的结构与其他东亚国家有所不同，几乎所有的东亚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都非常低，实际上有些国家人口是在下降的。

　　OECD过去五六年当中立场是一致的，我们认为中国需要进行更好的资本配置，比如说通过放松金融监管，适时开放私人帐户，同时我们需要改革人口流动的规则，使人们能够更好的迁居到其他的地方，这样经济增长更加具有包容性。根据我们上次对城市化的调查，城市化的关键必须是包容性，城市化要想成功的话必须保证农民工能够融入城市，使他们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即便是流动性很强，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享受同等的权利，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

　　我们认为中国另外一个需要改革的地方是财税改革，1994年财税改革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对地方政府的开支有更大的控制，地方政府更加依赖于财政转移，而很多转移是有标准的，我们认为应当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使他们能够自由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资金。还有其他一些领域我们也主张进行改革，比如说土地制度改革需要保证土地的分配由市场来驱动，包括对农村建设用地的改革。最近在城市地区进行了改革，使人们有更大的动力来开发自己的土地，在上一次报告当中我们也强调，现在我们也同样强调，中国不仅仅需要关注GDP的增长，下一轮的改革必须关注建立一个健康的环境，而不是牺牲人的长远利益，因此污染的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控制应当是新一轮改革的重点之一，同时还需要具有包容性，未来的改革需要关注于社会服务，这反映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不应当仅仅促进经济的增长，而应当更加关注人民的福利，人民整体的幸福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