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网综合报道】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建议。来自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装备制造、电子商务、金融等领域的企业负责人，围绕经济运行和今后宏观政策发表了看法。
　　值得玩味的是，有分析指出，过去经济座谈会邀请的人士，通常以研究中长期经济和重大领域问题的著名学者为主，李克强就职以来召开的6次座谈会，则大大提高了企业家和市场化专业领域经济学家的比例。这不仅意味着高层在决策中注重更广泛的民主，同时也显示对中国经济的布局正在朝着更深入、更专业的方向发展。
　　他们因何参与经济座谈会?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日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建议。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矛盾困难增多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虽然今年以来增速比去年有所放缓，但全年仍会在7.5%左右的合理区间，结构调整、民生改善等呈现不少亮点，成绩来之不易。
　　李克强与大家就下一步经济发展、宏观经济政策及应对下行压力和诸多挑战等，深入讨论交流。
　　李克强表示，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要善于从纷繁多变的经济现象中把准运行的主脉、更要看清发展的大势，尊重客观规律，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保持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的判断，基于经济增长能够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和物价基本稳定，在发展中使居民收入增加、生态环境改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
　　此外，我们要更加注重用着眼长远的办法解决现实难题，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汇聚新的动能，更多把劲使在提质增效和民生改善上，推动科学发展、升级发展。
　　克强强调，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打好发展“持久战”。发展不仅要保持合理的速度、继续做大，更要提高质量效益、着力做强，说到底就是要推动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根本的还是要靠全面深化改革。推出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进一步措施，做实行政审批、市场壁垒和各种“路障”的“减法”，做好市场空间、创业天地的“加法”，激发市场活力，形成更多机遇，让13亿人民的聪明智慧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充分涌流、大展身手，不仅创造更多社会财富，而且使千千万万的人在公平规范竞争中实现人生价值。
　　李克强指出，中国经济要行稳致远，必须着眼提质增效，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打造升级版。
　　既要加大力度支持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发展，为它们“培土施肥”，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又要致力于传统产业“挖潜开荒”，推动高端化、低碳化、智能化改造，促进“老树发新芽”。着力提升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竞争力，构建区域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用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托举发展跃上新台阶。
　　需要指出的是，按惯例，本次座谈会应该是年度内最后一次，一方面是周期性了解各方面人士对经济的意见和看法，另一方面，此时又值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也是听取外界意见建议的方式。而在昨日的八位发言人中，前四位都是经济学家，后四位则是企业家。
　　他们分别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瑞穗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詹纯新、亿赞普集团董事长罗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红、京东集团首席执行官刘强东。
　　针对稳定经济的政策，在沈建光看来，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种路径实现。
　　“从货币政策方面来看，尽管目前的定向降准在短期内可以起到一些作用，但主要是对冲影子银行收缩造成的负面影响……鉴于目前20%的存款准备金率有非常大的调降空间，降到18%、16%都不会有任何问题，对经济也有帮助。这样的货币政策能更有效地稳定经济，更好地推进改革。”沈建光对本报记者表示。
　　不过，沈建光也称：“货币政策是一个总量工具，对于调整经济结构，财政政策可能会更好。”
　　与沈建光类似，李迅雷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也比较悲观，他在此前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的定向宽松部分替代了财政政策，长期而言不可持续，对于调整经济结构而言，更有效的方式是财政刺激政策。
　　另外，作为市场主体，座谈会上，经济学家之后则轮到企业家发言，第一位发言的企业家是詹纯新。一位知情人士说，詹纯新的发言，主要从现阶段的行业状况、公司自身运营情况及建议等三方面来阐述，李克强总理也向他提了若干与此相关的问题。
　　作为强周期性行业代表的工程机械，其发展与宏观经济直接相关。去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放缓，工程机械所相关的下游行业需求也处于低迷时期，因此导致该行业的疲软走势仍在持续。
　　不久前，詹纯新接受专访时曾提到，现在工程机械的开工不足，但压力还不太大，“因为我们此前在扩大产能的过程中较谨慎。中联重科的固定资产只有70多亿元，横向和其他企业相比，我们比较轻，对产能扩张的控制较好”。
　　另一方面，时值网络购物大促销“双11”前夕，京东创始人刘强东作为电子商务企业代表受邀与会，引发业界关注。刘强东昨日说，电商行业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而农村电商、食品生鲜、互联网金融是未来电商行业发展的驱动力。
　　刘强东在会上呼吁在行业内大力推广电子发票，促进社会诚信体系的完善，促进行业更加公平规范竞争。
　　与此同时，刘强东还倡议大力推广卖家电子工商注册，加强跨平台联合监管，共同打击有组织有规模的售假商家，杜绝售假商家在各种不同平台上的违法行为，保障消费者利益，将李克强总理说的让消费者“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落到实处。
　　GDP崇拜之殇咋根治?
　　虽然中国经济转型与升级已成为了全社会的共识，但让地方政府放弃对GDP的崇拜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据新华网报道，截至11月3日，除内蒙古、黑龙江、甘肃、宁夏、西藏5省(区、市)外，已经有26个省(区、市)公布了前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GDP)，合计445461.45亿元，比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数据419908亿元高出25553.45亿元。专家分析认为，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再次产生了数据注水冲动，同时也说明我国当前的核算方法需要进一步完善。
　　今年一季度，31个省(区、市)GDP合计132945.18亿元，比全国128213亿元略高4732.18亿元，占比为3.7%。然而到了二季度，情况发生明显变化，上半年各地GDP之和高出全国33742.79亿元，占比12.6%。而前三季度，已公布的26个省(区、市)GDP超出全国部分的占比已经达到6.1%。河南省前三季度经济总量25445.43亿元，排名中部第一，而上述26省前三季度GDP之和高出全国部分已经超过了河南省。
　　实际上，地方GDP之和再次超出全国并非新话题，从年度数据看，此前10年这一问题一直存在。
　　地方数据注水是主要原因之一。从数据反映的情况看，即使本届政府强调地方考核淡化GDP，见效也还需要时间，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仍存的当下。据了解，今年上半年31省(区、市)GDP增长率均未达到年初设定的年度增长目标;前三季度已公布省份中仅吉林省超过目标。
　　对此，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介绍说，随着新一届领导层倡导不再唯GDP论，政府对统计数据的干预确实越来越少，从他们调研的情况看，省一级已经不怎么考核GDP多寡，而且由于此前换届等原因，省领导对追求更高增长的动力也不强，但是省里没有干预不意味着县里没有，往往省里各县GDP加总也是超过全省的。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表示，近年来各省增长率普遍偏高，有时甚至所有省份的增长率都高于全国，究其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干预统计工作，报高不报低。这种现象在各级普遍存在，基层尤为突出。国家统计局采取“挤水分”措施，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一些不实的虚假成分，并进行剔除。但是该工作仅局限于全国统计层面，因为国家统计局不能直接修改各省数据。
　　此外，虽然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大形势下，各级政府在政绩考核方面也做出一定改变，不少地方政府新增了诸如投资、城市化率和就业情况等考核指标，但这些新增指标很多还是和GDP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今年3月提到，近年来一些地方存在或多或少的GDP崇拜倾向，为了增加GDP总量，不计消耗、不计环境的损害，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弄虚作假。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丛亮也表示，全国各地区生产总值的加总要比国家统计局核算的GDP大，原因之一在于“一些地方为追求政绩，在GDP核算当中有一些水分，也是客观存在的。”近几年，国家统计局还在其官方网站设置了“曝光台·回音壁”栏目，用于通报发现的地方统计注水或瞒报问题。
　　不过，虽然GDP崇拜一时“难以改变”，但中国已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据人民网此前报道，“现在看来，产业、区域和开放，这三个方面都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新引擎。”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说，培育新的增长引擎，推进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这是从供给端来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城镇化则主要解决中国经济需求端的问题，它对中国意味着，未来可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及新的投资需求。
　　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表示，“中央政府在讨论什么样的城镇化，地方政府在做什么样的城镇化，都非常重要。”问题的关键是，两者很有可能并不一致。他在中国很多城市考察时，鲜见城市的改革，而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扩张的冲动。
　　“对地方政府来说，城镇化最重要的结果还是GDP。土地的城镇化远比人的城镇化重要。与此同时，他们需要很多的钱加大投资，从而又进一步加大了早已高企的地方债风险。”他认为，中国城镇化的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将取决于地方政府，因为他们才是城镇化的推手。
　　此外，对处于转型期的整个中国来说，怎么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经成为关键问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必须扭转由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造成的经济失衡问题。
　　以近些年产能严重过剩的光伏、风电、生物制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陈文玲痛陈政府干预经济的弊端，“这些产业一上升到国家战略，经国家规划，就变成了政府行为，各级政府就把它作为一种政绩工程，于是全国若干个政绩工程出来，很快导致过剩。一些产能过剩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这种产能不仅在国内需求过剩，而且放眼全球我们这个生产能力也是过剩的。光伏就是这样。”
　　由于政府干预下导致的经济失衡，“这么多年的发展积累了巨大存量，GDP的总量，产能的总量，以及贸易的总量都挺大。要把我们的存量调整作为改革中最大的试点。”然而，这么大的存量到底怎么消化、盘活，是个问题。
　　在他看来，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困境仍在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不稳中国经济下一步要出大问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同样将实体经济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予以强调，“现在的实体经济发展困难主要是因为投资环境不好，给它们一个公平的环境，民间的内生动力发展欲望是很强的，若能动员发展起来将解决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