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文人政治”，托克维尔的那本《旧制度与大革命》，可能马上会被人想起，自前年该书因一位政治要人的点赞而声名烜赫以来，书中描述的“作家干政”现象，也引来无数关注。这位法国哲人描述了在大革命发生之际，深刻影响当时法国社会的一群精英群体，他们对日常具体事务一无所知，只关心制定抽象原则，宣扬普遍法则，而从不考虑用何手段加以实施。法国人在接受了这些“启蒙作家”的教育后，逐渐染上了他们的本能和性情，一起沉湎于虚构社会，以至全部文学习惯都被搬到政治中去。

　　甲午战争败于“文艺”

　　把政治当文学玩，托克维尔以为这是法国才有的现象，因为同期的英国就全不是这个样子，在那里，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也就是说，思想、理论与实践是相互结合、彼此检验、共同促进的。托克维尔当然不会想到，在他说完这些话半世纪后，与欧洲相隔遥远的东方，一个国家的一位海军将领，对另一个国家的一位海军将领说了一段与他意思相仿的话语：“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足济夫实效？”

　　这是1894年，天朝上国大清被东亚新强日本打败了，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给清朝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致了一封劝降书，直陈中国之败乃在“文艺”。大清上下，有没有人听懂伊东佑亨在说什么呢？

　　那位在战后奔赴日本签订屈辱条约、为此背负卖国贼骂名的中堂大人李鸿章，其实早就一万个明白，清朝到底因何而败。雪珥近著《李鸿章政改笔记》，对此就有精辟分析。

　　早在同治十年（1871年）主持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李鸿章就已经意识到，大清国的未来威胁是在身边。此后三十载，他无时无刻不告诫朝野上下应警惕日本。但他的未雨绸缪，却都如对牛弹琴。甲午战事开启之前，李鸿章曾有增兵朝鲜计划，却马上被更大的当家者——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所否决，更早当北洋海军要求增购新舰时，同样为执掌财政大权的翁氏所不允、不予出钱支持，导致自1888年至1894年间，北洋海军未新购一艘新舰，海军舰艇吨位虽号称世界第八，装备技术水平却显著落后于时代。设若及早更新海军装备、及早增兵，中日之战局究竟如何，那就很难说了。

　　翁同龢等人给李鸿章的战争准备使绊子、莫非有意向日本出卖大清不成？非也。当日本对大清发出战争威胁时，翁同龢的主战论调，一时比谁都高，他的一番反日“爱国”言论也引得了士大夫们的一片喝彩，大清政府也在他的鼓噪下，真的选择与日本开战了。但结果，却全不是他们所能想到。

　　翁氏的言战主张，初看起来是尚武精神勃发、一心为国家着想，为何却输掉了国家命运？原因就在于托克维尔所说的“文学习惯”、伊东佑亨所称的“文艺”。此君之尚不过是时时站在道德制高点，而于战争筹划及战争之风险，却皆一无所知。

　　翁氏是道德文章做得花哨、但于实务却颟顸无方的典型，这又是晚清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普遍状态。在国家危难之际，晚清崛起的一批“清流”，一度被时人以为是希望所在，回过头来看，其实正是他们把一个风雨飘零中的帝国进一步送入了不归之境。如翁同龢一样，张之洞也是当时的有名“清流”之一，洁自自好、是个“清官”，那还真是不假，但他也因此自傲，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结果所兴“公利”多成“公害”。“清官”不会做事、把好事做成坏事，那比会做事的“赃官”，给国家带来的损失更大。

　　相比之下，李鸿章则是另外一种类型，高调做事，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李氏自称裱糊匠，力图修修补补，通过对一件件具体事务的改进，为大清政权重拾生机。太平天国运动时建立淮军、同光年间力推“自强运动”、万千纷扰之中创建北洋海军，鸿章所行，从不满足于嘴上说说，而是真金白银，看准了就干。实干家的特点是实事求是、务求实效，不满足于高企的理想和蓝图，还善于考虑技术环节，明白哪些须行、哪些可行、所行之事该如何办理、又应达致什么程度。

　　然而，如李鸿章那样愿做实事、把实事做好的，实在太少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所遭遇的，乃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在列强环伺的险境中，如何绝处逢生、力挽狂澜？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时影响极为广大，这也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主导群体的普遍认识，那就是中国的“道”仍是世界最好的，只不过“器不如人”。那么，“师夷长技以制人”，把西人的“长技”拿些来就是了，至于“道”，那是不必改变的。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群袖手谈心性的晚清士大夫形象。

　　“战国策”派的反思

　　政治的“文学”或“文艺”化误国，误在何处？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的“战国策”派，对此有深刻省察。

　　抗日战争期间以西南联合大学一些教授为主体组成的“战国策”派，对国家危亡有切肤之痛。他们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强国对强国的决斗、强国对弱国的并吞”的残酷现实，强烈希望国人振作猛醒，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参与国际竞争。其核心关注是尚武精神，也就是以“力”为尚的“大政治”——“就是国与国间斗争的政治”，“斗争的方式有二：战争和外交，其目的则为求国家之生存与发展”。在《大政治》一文中，何永佶用“金鱼缸里的政治”和“大海里的政治”为喻，来说明国际政治的本质是以实力为依托的权力竞争，在何氏看来，中国人对外所习惯的“金鱼缸里的政治”乃是“小政治”（lowpolitics），它“‘悠哉游哉’，以为天下是一个‘信义和平’的世界，那里没有鲸鼋鳖只有青草白石的金鱼缸也的确是这样”，然而，“那条金鱼在这安乐窝的金鱼缸里住了几千年，忽然被抛入大海，那里有的是海虎、海豹、海狮、海貔、海豺、海狼、海蛇、海蝎，个个垂涎他的金色的美，‘象以牙而焚身’，这条金鱼也许就因自己的美丽而遭不测。把‘中国’二字代表‘金鱼’，就可知我们处境之危。”“在金鱼缸里时人人都是友，在大海洋时个个是敌”，“国人犹以为现在仍是‘金鱼缸’的政治，而不知早已变成‘大海里’的政治了”，“大海里的政治”即“大政治”（high politics）才是中国人应该致力为之的，“不能伟大，便是灭亡。我们更不得再抱着中庸情态，泰然捻须，高唱那不强不弱不文不武的偷懒国家的生涯。”

　　战国策派推崇马基雅维里式的权力政治，主张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因此提倡从事实而非从道德出发的世界观，“国际政治是“非道德”（a-moral）(不是“不道德”的)（immoral），一切幼稚的善恶观念必须打破”，“大政治是以事实做根据的：国际既不能避免战争，我们唯有以武力维护安全；国际既没有公理、法律、道德，我们的算盘只有国家和利害。”在外交上，要求推行唯实外交，权利害，玩均势，合纵连横，“典型的外交家，不是会说好话的白脸书生，而是如里宾洛甫一流的斗士。”同时主张英雄崇拜，“一个不知崇拜英雄的时代，一定是文化堕落民族衰亡的时代”，陈铨、贺麟等反复著文，力证现代中国人的人格形成，要以英雄崇拜为前提。与之相对，反对蝇蝇苟且、大而无当的“世界主义”，陈铨在《政治理想与理想政治》一文中说：“在世界没有大同，国际间没有制裁以前，国家民族是生存竞争唯一的团体；这一个团体，不能离开，不能破坏。民族主义，至少是这一时代环境的玉律金科，‘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口号，确是一针见血。然而中国现在许多士大夫阶级的人，依然满嘴的‘国际’、‘人类’，听见人谈到国家民族，反而讥笑他眼光狭小，甚至横加诬蔑，好像还嫌中国的民族意识太多，一定要尽量浇冷水，让它完全消灭。他们忘记孙中山先生虽然讲世界大同，他同时更提倡民族主义，世界大同是他的政治理想，民族主义才是他的理想政治。”

　　令战国策派所忧心不已的，是尚武精神在中国的没落。林同济、雷海宗都曾撰文，指出中国社会主导阶层——“士”的精神品格，两千年间有很大变化，经历了由大夫士到士大夫的演变过程。这是两种极为不同的人群，林同济说，西周到春秋前期的士，是爵禄世袭的，是有战斗训练的，是有专司的职业的，也就是说，是贵族的、武德的、技术的。但到孔子之世，这一阶层就已走入末运了，再经过战国时代的剧变以到了秦汉，中国的社会政治，已变为大一统皇权类型，也就是“大夫士”之一物渐次变为文人化、官僚化，而形成二千年来“士大夫”的结构了。雷海宗说，“士君子”是封建时代对士族阶层的尊称，士在当时处在政治社会领导的地位，行政与战争都是士的义务；凡是君子都是文武兼顾的，六艺中，礼、乐、书、数是文的教育，射、御是武的教育，到春秋时仍是所有君子必受的训练；当兵绝非如后世所谓下贱事，而是社会上层次的荣誉职务，在这种风气下，君子锻炼出了毅然不屈、慷慨悲愤、光明磊落的人格。但到战国以后，这种文武兼备的人格理想逐渐消失，出现文武对立，文人称游说之士，武人称游侠之士，“一半流于文弱无耻，一半流于粗暴无状”，而汉以后所谓士君子或士大夫完全属于战国时代游说之士的传统。

　　与大夫士相比，士大夫的性格特点、理想追求，完全变样。概而言之，是两点，一为官僚化，陈独秀说，把中国士大夫的骨肉烧成灰，里面都可以发现“做官发财”四个大字。二为文人化，不再学习和懂得射御之事，成为专事苦读诗书之徒。也就是说，“大夫士是贵族武士，士大夫是文人官僚”。由此又派生出士大夫阶层的以下特点：

　　一是重宦术而非技术。大夫士是会做事的，通晓各种社会事务，而士大夫是从战国游说之士而来，摇舌鼓簧只为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所谓“宦游”即“游于官”而非如大夫士那样“游于艺”也。“由封建的士到当今的士，便是由技术到宦术，便是由做事到做官。做事是生产，是‘创造’。做官是消费，虚耗，是‘反创造’。中国之整个政治之所以糟糕，整个文化之所以僵化，关键就在这里，始则政府人员，继则社会人士，上上下下，都不想做事，只想做官，不晓得做事，只晓得做官。”

　　二是重书本而非实践。“中国的书本头脑是一种整个的宇宙观——一种文字迷的宇宙观……他不能直接念及现实，他失去直接看到现实的本能。所以论到治河水利，历代文人的建议，几于千篇一律，总脱不出大禹治水行所无事那一套”，“中国政治上最大的毛病，就是这种文字迷的假信。西方人办事，言论只是实行的起点；中国人办事，言论乃是一切的终点”，这种书本主义、只说不做的习病，“在官场中发达特甚。我们有个专有名词，就是‘做官样文章’”。

　　三是重道德而非厉害。士大夫阶层眼中的世界，是一个文治而非武功的世界，文是王道，武是霸道，“力之一事，自他们看去，不但在道德上是‘坏’与‘恶’，并且在实际上是‘无效’和‘无用’的”，这种“德化第一”主义，在林同济看来，“无容讳的成为一种弱者的自慰语，无力者的自催眠”，大难临头时还在念念叨叨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在现实利害面前不免沦入苍白可笑，“敌至城下，亦竟或诵经赋诗而图存。数千年不讲国防，一旦失去东四省用瞠目不解其理，不解为什么此光天化日之下，在此国际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的森严世界里，竟会有人来犯天下不韪以破我行政土地的完整。惊愕之余，乃仍在那里梦想欲借公论以克暴力，喊正义以动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