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弃办亚运,正在风风火火准备世界青奥会中的南京官员表态有意承办此项赛事。言论一出旋即引发反对声浪,虽然南京市连夜澄清表示该官员意思是南京有条件接办亚运会,并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做。但反对声和嘲弄声继续在媒体和互联网上发酵。究竟由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取代越南成为亚运举办地,要等到9月份亚奥理事会开会才能确认,不过和越南一样经历过民意反弹以后,南京会更加慎重对待可能的候选名单了。
从无到有的“民意”
有媒体仔细分析了越南弃亚的原因,经济困境固然是原因之一,无举办大赛经验更是借口,真正的原因则是相关政府方面遭遇了预算与民意的巨大反弹。正如这篇文章的结论所言:“越南政府考虑到预算的限制,在国会压力下,听从民意的呼唤,不得不放弃主办对提升政府形象和政绩具有正面作用的亚运会。可以说,越南是首个兼顾民意和预算,将原先的政府决定推翻,宣布放弃举办重大国际活动的老专制体制的国家。”
这个结论是有数据支持的。比如,今年4月初,越南知名门户网站VNExpress进行民意调查,参加调查的近8.5万网民中有87%的人认为,越南应该放弃亚运会主办权;而在越南总理弃办亚运的决定宣布之后,越南《青年报》的头版大标题是《一个赢得人心的决定》。(据腾讯网《今日话题》)
相比较而言,中国南京民众对于正在承办中的青奥会以及是否要接手未来的亚运究竟态度如何,喜不喜欢,笔者没有看到有公信力的相关数据统计,但是,按照此前承办国际大型赛事的城市经验,身处大兴土木城市被强行升级换代,而日常生活被严重干扰中的南京市民,如果有机会表达,其民意数据必将是倾斜的。
这种状况自然与二十多年前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以现实主义美学观念记录时代的导游贾樟柯在其作品《任逍遥》里面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桥段,当被地方黑老大羞辱的小混混彬彬不知深浅,纠集人马意欲复仇的时候,大排档的电视剧转播着这样的历史性镜头。萨马兰奇庄严宣布,北京,获得了2008年奥运举办权。聚集围观的人们自发发出阵阵欢呼,燃放烟花,那一刻,一个国家和这个国家所有人都沉浸在欢乐状态,也包括其实处于社会极端边缘的小混混们。
贾樟柯的电影是想表现出国家主流叙事与社会个体之间实际的梳理状态。不过可能恰恰相反,在那个时间段,政府、社会与社会个体却是被包裹在一体的,民众会为一个与自己未必有什么关联的所谓“盛事”欢呼,甚至做出牺牲—让渡生活便利乃至财富等等。国家强大,社会羸弱,个体渺小,强力意志与集体力量的展示同样代表个人的价值实现和自由。这一逻辑与民族国家的构建和成长的历程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如此也可以解释奥运会等大型盛会,在20世纪风行世界,但进入新历史时期,却更多在所谓新兴国家举办的原因:如有媒体观察: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大型体育赛事正在越来越多地走进新兴国家: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2010年世界杯在南非,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均在巴西,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分别在俄罗斯和卡塔尔。
在宏观层面,举办一次大型体育赛事,被认为是进入“世界民族之林”,获得“强国”身份的重要标志,意味着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总结性仪式。这也是这些大型盛会在新兴国家被赋予沉重政治文化意义。甚至连运动场都被赋予了民族富强的象征意义。比如建于1935年是远东地区规模最大、最完善的综合性体育场上海江湾体育场。三座大拱门上刻有“国家干城”“我武维扬”“自强不息”三个匾额,其愿景非常明显。而在一个纯民间的国际体育组织内争夺中国代表权,也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国际领域中的重要政治事件。而在毛泽东时期中国援助非洲的体育场,也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是另外一种现代化路径。
与运动场一样,甚至更具现代化意义的,则是操办大型体育赛事。这被视为一个国家以承办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加速器。无论官方还是其他阶层都会对此寄予厚望。
赛事热内嵌在经济发展模式中
自然,除了宏观层面。地方政府对于重大赛事的热情还来自其他方面:以盛会为杠杆,撬动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土地升值,完成城市升级换代。这样的故事,在中国众多城市中不断上演,这,才是中国不少地方热衷举办各种国际赛事的本质原因。比如,备受争议,被认为是赔钱生意的上海F1大赛,却被认为有效打动了举办地的地价,并带动了当地汽车产业与旅游业迅猛发展,“经过多年悉心经营,嘉定已经从一个仅仅依赖汽车产业的上海周边地区升华为适宜投资、适宜旅游、适宜居住的紧俏地区。到2004年F1中国大奖赛开赛时,赛车场周围—嘉定汽车城的地价已上涨了近10倍。”
大型赛事在中国正式发展起来,与中国城市建设的关系也更加紧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更是全面影响了北京的城市格局,北京在筹办奥运会期间,城市面貌、产业布局、空间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广州、深圳以及今天的南京上面。并已经形成了一段时间里面的常态模式:在提供国家仪式性成果的基础上,地方城市政府通过体育盛会来获得基建许可空间和资金,带动GDP发展,并最终完成一个地方的城市升级和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重塑。
这个模式背后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习惯的以政府为火车头的经济与社会增加模式,而在这个模式里面,社会、民众是沉默的,脆弱无力的,是没有自我意识的,是政府意志的执行者和跟随者。体育盛会与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传统的城镇化、都市化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在过去二十年间的社会常态。
然而这种常态在今天已经画上了句号。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耗尽其能量的原因未必是纯经济方面,而可能是这种模式在越来越遭遇社会机构民间组织能量等等抵抗而无法继续重复下去。而面对民间声音从无到有再到一步步强大的局面,执政者往往面临两种选择,一是通过压制打击等等方式,压抑已经发展起来,成为“发展”阻碍的力量,重新回到原来的经济增长轨道。二是承认变化,积极求解新的解决之道,并且顺应新形势,借助机会实现变轨、完成经济增长的转型升级。
实际上,对此问题,中国决策层已经有所考虑。国家主席国家领导近日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应对“新常态”,寻找“新模式”
据媒体报道,“新常态”这一概念,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MohamedEl-Erian)提出,是一个宏观经济概念,指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而一名部委官员近日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也呈现出“新常态”,“从近两年的宏观数据和工作实践来看,我们应该尽快转变认识,从过去的‘常态’转变到‘新常态’。”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中也提到“新常态”的概念,意指今天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由于大剂量的调控政策被强力推出,现阶段的危机并不表现为负增长,而是表现为经济增长在低水平上波动、全球流动性过剩、大宗产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变动不居、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紧张等。
实际上,宏观经济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会涉及一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乃至社会稳定—治理以及地缘政治变化。而在新常态时期,大型体育盛事的影响和作用,以及其境遇,也会发生变化。甚至出现了负面效应,越来越像一把双刃剑。正像有媒体指出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为获取承办权而层层加码,造成了举办成本日趋见涨,往往令承办方入不敷出。10年前的雅典奥运会,奥运“回家”的感觉很美,但希腊很快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
而变化之关键,还不是“盛会边际效益递减”,“城市化升级告一段落”“地方债问题严重”这些政府和精英关心的层面,而更是民众逐步表达出对于宏大叙事的冷漠,对于赛事干扰生活的担忧,以及保卫自己个人生活的决心。比如针对亚运红利,越南媒体《青年报》会这样问:如果举办亚运,真的可以增加几千个职位,那么这些职位在亚运之后能否依然存在?难道要我们用几亿美元换上千个临时职位,这样的举动有何意义?而我们熟悉的“体育搭台,经济唱戏”,也被越南民众认为“举办亚运会确实能够加快发展经济,给私人更多的机会,但这在越南是不可能的,这样的项目往往是颁发给国有企业。”作为后发新兴国家,同样的心态和观点在中国也不会陌生,由于社会发育以及互联网带来的民间自组织化,在新常态时期,强制继续原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必然带来系列的社会风险,最近一些地方针对垃圾焚烧场发生的社会事件,政府如果应对不当,就会酝酿社会风险。
而另一方面,在新常态情况下,社会出现的民粹倾向同样需要警惕,在越南因为民意反对而放弃亚运会之后,却出现了针对外国企业的排外事件。民意是否会变成民粹,甚至造成最后的社会失控,也令人担忧。
预测未来往往是愚蠢的,现在唯一可以确认的是,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治理,或者如亚运会和世界杯这样的体育盛事,都将在这一“新常态”下重新定位,重新确定自己的功能和边界。
变化正在发生,南京关于亚运会的种种争论,不过是这一变革中的小小浪花。